《年羹尧之死》，郑小悠著
此书为郑小悠博士所赠。该书在2018年颇具影响力，出版半年的时间内，已经三次加印，而我在此前也看到不少相关的评论文章，却未成想在国图的某次会议上，得以结识作者本人，更为巧合的是，认识郑小悠之后的几天，又一起前往湘西某地搞文化下乡活动，由此而得到了她的这册赠书。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翻阅了该书，首先被其文字的风格所吸引：既有凝练的学术语言，又有接地气的时下潮语，这两者有机的结合，令我时时有新鲜之感。比如她谈到传主年羹尧的两位同科进士鄂尔泰和张廷玉，郑小悠用“最优秀的两位同学”来形容，并由此而解释了何为“响榜”等基础知识。对于张廷玉的人生履历，她用了这样的语言来形容：
张廷玉一入仕途，就始终在皇帝身边工作，没有做过实务，更缺乏独当一面的经历，履历终究不够漂亮，后劲儿也不足。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康熙帝，将张廷玉外放一任巡抚，历练历练。没想到康熙皇帝当即反对，表示这个小张啊，真不是干实际工作的料，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写写稿子吧！
而对于年羹尧的性格，作者在文中又有这样的形容：
年羹尧是个重感情的人，也特别看重自己的文人身份和在科举圈的形象，所以一直致力于“先富帮后富”、带领同年们走向“共同富裕”。在众多同年中，他尤其看得与自己性格更接近的鄂尔泰、史贻直二人。
这样的文字看似调侃，却埋下了伏笔，后来胤禛勒令年羹尧自尽时，年羹尧举荐朋友也成了92大罪状之一。按说，年与胤禛乃是郎舅关系，本不至于反目，但年和玄烨的多个皇子都保持着关系，也许这正是胤禛对其心怀不满的根源所在。年羹尧虽然是文官，却很会打仗，胤禛登基后，正式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令其与罗卜藏丹津开战，而年羹尧只用15天就平息了这场叛乱，可见其在军事方面极具才能。
然而纵观历史，能征善战的武将往往难得善终。郑小悠在文中讲到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后世所称道，朱元璋的滥杀功臣则为人所诟病，她也提到了周亚夫、岳飞、于谦之死，由于这些历史冤案，所以她认为年羹尧乃是“功臣不可为”的代表性人物，因为：
或臣强主弱、抢班夺权，如曹孟德；或割据一方、扯旗造反，如吴三桂，等等。不论哪一种，造成的后果都非常严重。在这样的前车之鉴下，有野心有实力的大功臣，无疑会被皇权视为重大威胁。
但在国家危急时刻，仍然需要能征善战的大将，在那个时段，年羹尧当然是雍正皇帝最为倚重的人物之一。而郑小悠的这部专著，乃是以分节的方式讲述了年羹尧的历史，每一节都会围绕一个重点来论述，比如“你就是朕的恩人”一节中引用了雍正帝对文武全才的年大将军说过这样的肉麻之话：
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倾慕流涎就是矣。……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此言虽粗鄙失礼，尔等不敢听受，但朕实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私庆者，真真造化大福人则可矣。
然圣意不可揣测，胤禛在雍正元年所说的“肺腑之言”，转年就起了变化，但直接杀掉功臣很容易让天下人心寒，因此还是要做一些必要的铺垫，胤禛在这方面果真是高手，经过一系列的运作，制造舆论、分化内部，终于出现了效果：
为了达到完美控制事态发展的目的，“倒年”活动中的雍正帝采取了很多阴暗的手段。比如通过密折的形式鼓励告密、挑拨离间、凭空诬陷等等，甚至他赞美、收买大臣的那些“甜言蜜语”，从最后的结果看，也让人毛骨悚然，绝非君子待人之道。
时机成熟后，年羹尧被捕入京，经过一番审理，有关部门给年羹尧定出了92条大罪，对此作者评价说：“单从条数上看，足可称古今罪人第一，说不定还能打破世界纪录。”而和珅作为大贪官，当年的罪名也不过就是20条。对于这92条罪名，郑小悠作了大致归类：“这九十二款罪状大致可分为政治问题、人事问题、经济问题、领导责任问题四大类”，而后，对于主要的罪名，郑小悠又用了三个章节予以了分析，最后的结论是，这些罪名大多都与事实不符。
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解释是没有用的。读这样的书，的确让人能够了解到当年斗争之残酷。前几年某电视剧甚火，使得年羹尧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而关于雍正帝的专著，坊间也出版了多部，这些书角度不同，风格多样，而郑小悠的这部书，却能让读者以轻松的心态了解到沉重的历史，她的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最令我欣赏。
《我的读写四十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大概一年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徐福伟先生约我写一篇文章，以此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要求我写的内容，是这四十年来读书对自己的影响，为此我写了篇《唯有读书写书不可辜负》，阐述读书改变自己的过程。而今收到了两册赠书，巧合的是，该书的第一篇也是李辉先生撰写的《谈笑深时风雨来――在历史追寻中写作》。
李辉的这篇文章谈论了他1978年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的情形，他那天果真在打酱油，李辉还很认真的以括号的形式解释了随县话中“打”即零买之意，想来他的打酱油与今日流行的调侃词不是一个概念。在那个时段，他能考上复旦大学，足见其学习成绩是何等之优秀。而后他写到了自己进入复旦后，与同窗陈思和共同研究巴金作品的往事，因为研究巴金，所以又结识了贾植芳先生，因为与贾植芳的相识，使得他对历史有了兴趣，而后他用较长的篇幅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出版方面所做出的成就。
同样是复旦研究生的葛剑雄先生的文章是《我的史学研究与写作》，他讲到自己幸运地拜谭其骧为师，由此而确定了以历史地理研究为终身职业：
刚读研究生时，还不知道历史地理为何物，就像外界不少人以为就是历史加地理这两门学科。幸而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抱病设帐，在华东医院大厅一角为我们五位同学讲了第一课，才明白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学、地理学的关系，不禁心中窃喜，原来歪打正着，所选专业正适合自己的需要，符合自己的兴趣，也能利用自己尽管不多却也不无价值的积累。
那时候的老先生对后辈的关爱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真的令人叹羡。赵珩先生《我的书缘》则讲述了他从小喜欢历史故事连环画的趣事，但他说科普类的书一直不能引起他的兴趣，那套《十万个为什么》始终都没有看完。然而这本书却是我幼年最喜欢的科普读物，因为在那书荒的年代，这已是最有趣的课外书之一了。
赵珩在《我的书缘》中又谈到了他对纸质书的偏爱，认为纸上的文字是有温度和情感的。紧接着的则是严锋所撰《我的电子阅读生涯》，这篇文章从作者在1991年背回第一台286电脑写起，而后谈到了他无意间读到的电子杂志，正是因为这样的机遇，使得严锋对电子读物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念，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了这样一段话：
据说谷歌正在偷偷地把全人类所有的图书做成一个知识的终极数据库。贝佐斯也梦想把以往所有出版过的书都做成Kindle格式来卖钱，这样可以永无缺货之虞。人类会到最后只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谷歌吗？人类最后会只有一个书店，它的名字叫亚马逊吗？
薛冰先生《走自己的读书之路》则讲述了他七十年来读书买书的故事，他提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的兴起，以及对他产生的影响。而后他将泛读转为了专题阅读，由此而明确地走向专门研究南京地方史之路。但是当他收集史料时，他又对古旧书有了兴趣，于是又走上了藏书之路。
楼宇烈先生的文章谈的是读书与做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读书就等于做人。钟叔河先生则谈到了他的编书和写作经历，尤其那部影响巨大的《走向世界丛书》，是他走出监狱后编的第一套书。对于他坐监的原因，他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九七〇年，“文革”中搞“一打三反”，有人检举揭发我这个右派分子家里常常高朋满座，说我当众大讲，不该说什么“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不该把《史记》《红楼梦》的线装本烧掉，“烧了以后难得印”。这类的话我也确实讲过。最要命的是，有一些中国国民尤其是中国读书人的品质是很差的。以后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干这种检举揭发勾当的人仍然还会有，永远不会缺乏。
看来读书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之路。而董宁文先生则谈到了他以前喜欢画画之事，我与之相识有年，只是渐近几年他开始出版自己的画集，却未成想，这原本是他年轻时的爱好。他现在编《开卷》很有名，然而他在文中却称其在部队时，就编过一份名为《绿太阳》的文学刊物。有前因必有后果，看来很多事情都已命中注定。
周立民先生《迷雾中的阅读》则讲述了他从小到大的读书经历，他谈到自己买了萧乾、文洁若翻译的《尤利西斯》，而我曾往文洁若府上听其讲述过翻译该书的过程，这本书我始终未曾读进去，而周先生却买到了该书的几个不同版本，可见该书对他的影响。
总之，这么一部小小的汇编之书，却能展现不同的读者在社会变革中的阅读之路，读书改变人生，这句话到何时都能成立。
《2016年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程焕文、沈津、王蕾、张琦主编
此书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王蕾女史所赠，书前有馆长程焕文先生所写《“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丛书总序》，原本本论文集为该丛书的第七种，收录了几十位目录版本学家所写研究文章，因为该书部帙较大，故在此仅介绍几篇我感兴趣的文章。
姚伯岳、沈志佳所撰《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文献的收藏与整理》，首先介绍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有总馆和分馆16个，馆藏纸本文献800多万件，在北美图书馆中排名第十五位，作为其中分馆之一的东亚图书馆是美国西部收藏中文版图书的重镇，到2015年，该馆纸本书总藏量达68万册。而后该文介绍了此图书馆中文典籍的来源，其中提及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华大东亚图书馆馆长的卢国邦先生以10万美元一次性的买进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0余万册库存之事，而这批书中包括了万有图书公司购进的陈凡私人藏书数万册。
文中介绍了陈凡曾在《大公报》作记者之事，1949年后，他前往香港《大公报》任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等职，长期主持《大公报·艺林》副刊，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陈凡还写过《风虎龙云传》等武侠小说，曾经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三剑客”，晚年因体弱多病，无力打理藏书，故通过万有图书公司，将藏书整体出售给了华大东亚图书馆。
万有图书公司乃是由徐炳麟在1955年创立，早期业务是给欧美各大东亚图书馆提供图书，兼营旧书买卖，故该批图书中除了陈凡旧藏外，还有岭南著名藏书家莫伯骥、徐信符等人的旧藏。如此算来，华大东亚图书馆以平均一美元一册买进这样的藏书，真可谓价格奇廉。按此文中所言，该批书中还有明正统十二年所刻《南丰先生元丰类稿》等重要版本。
黄洁碧、陈志亮所撰《书藏濠镜，翰墨飘香――何东藏书楼古籍珍藏与数码化》一文则首先介绍了澳门何东图书馆的来由：
何东图书馆大楼建于1894年以前，原为官也夫人的府第。此后数易其主，1918年香港富绅何东爵士以澳门币16000元购入，题名“何东楼”。1956年4月26日，何东爵士在港逝世，后人遵照其遗嘱将大楼赠予政府，同时捐赠25000港币，用以购置中文图书，建立一所收藏中文书籍的公共图书馆。
几年前，我前往澳门参加会议，会议方安排众人前往参观何东图书馆。此馆是一座独立的小楼，当年何东爵士仅以1.6万澳元就买下了这座楼，可见从货币贬值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同此凉热。本文中将何东藏书楼馆藏的重要来源列举出七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是嘉业堂旧藏：
本馆的“嘉业堂”藏书，共十六套，是近代著名藏书家刘承幹“嘉业堂”的旧藏，也是何东藏书楼最珍贵的馆藏，分别为：《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篇》《太平御览》《桯史》《三朝要典》《雍大记》《中兴纲目》《皇明大政记》（明钞本）……及《资治通鉴大事录》。
这些书中最有价值者就是翁方纲手书《四库提要稿》，我在该馆细细翻阅了此稿，可以想见当年翁方纲在四库馆工作时，是何等之勤勉。而我有幸也得到了翁稿其中之一页，但是此页的装裱方式却与该馆所藏不同。
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先生所撰《云南大理国写经的发现、整理与研究》为读者展现了另一个少为人知的领域，该文介绍称，1956年8月，全国人大民委会历史调查组在大理专区进行历史文物调查时，在凤仪县“金銮宝刹”中发现了两大橱古本经卷，经过整理，其中有南诏晚期和大理国时代的写本经卷二十余卷册。而后王馆长在文中谈到了这些文献的独特价值所在。
此文中又提及1978年有关部门在维修大理崇圣寺塔时，又发现了一批大理国写经，而崇圣寺塔也就是俗称的大理三塔。三塔中的最大一座称千寻塔，该塔基座内原藏有很多经卷，1925年当地发生了地震，塔刹中心处断裂，塔顶掉落，致使里面所藏之经部分受水，但仍然有部分残余保留了下来，而大理市的其他塔中也出土过经卷。因为宋代对大理国的记载资料十分稀少，故这些资料对研究大理国的历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王馆长在文中还谈到了南诏时期，以及大理国时期造纸业的状况，这些均为大多数读者所不了解者。
徐忆农的《东亚活字印刷术在世界史上的价值》讲述了不同学者对此的不同看法，同时该文也分析了中国活字印刷术未能盛行于世界的原因：
在15世纪欧洲广泛使用印刷术以前，中国抄、印本总的页数要比当时世界上用一切其他语言文字集成的页数总和都多，但其中显然有不少重复印刷的书籍。重复就意味着停滞，没有对新知识的渴望，也就没有对活字印刷术的需求。
刘向东《华燧会通馆活字印本丛考》一文对于无锡铜活字有着全新的认识，该文称“华燧及其家族是活字的使用者并不是制作活字者”，而后他从文献记载和存世活字印本的字体版式进行了分析，在文中称：
笔者仔细对比了华氏会通馆、兰雪堂和安氏所用活字，同意张先生所作“华燧、华埕、华坚三家使用的不是一副活字”的判断。进而还观察到即便是华氏会通馆一家，也不止用了一副活字。以《锦绣万花谷》为例，9行本和7行本使用的就不是同一副活字。
对于无锡的这批金属活字，刘向东先生认为是由刻书铺制作，这的确是全新的观念，其文中写道：
私家印一两部书是为了久远传名，在雕版印刷盛行的大环境中，没有必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制作活字。所以华燧也好，其他私家（如金兰馆、碧云馆、崧斋）、官家（如蜀藩、益藩、庆元县学）也罢，没有必要采用先制作活字然后再印书的方式。刻书铺制作的活字，必须加以使用才能获得效益。
对于无锡金属活字的材质问题，业界争论已久，有人认为无锡金属活字实为锡活字，而并非铜活字，本文作者经过详细分析，也认为华燧使用的金属活字“更应该是锡活字”。去年，中国某图书馆购买进一批早期铜活字字钉，由此对铜活字的材质问题，以及真伪问题再次引起争论，看来对于金属活字的探讨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慈溪地方文献集成第九辑：白湖诗丛》，叶恕等著，童心等点校
此集一套五本，分别为叶恕《燕香居诗稿》、叶燕《白湖诗稿》、叶声闻《叶声闻诗集》、叶焕《水石居诗稿》、叶元堦《赤堇遗稿》及叶炜《鹤麓山房诗稿》。其中叶声闻、叶焕诗集合为一册，其余均单独成册。
该书为童银舫先生所赠，他是这套丛书的执行主编，而其中《燕香居诗稿》点校者童心乃是他的笔名，其余几册则是他人点校。关于这些诗集作者之间的关系，童银舫在来信中称：“叶声闻、叶燕、叶炜、叶焕四人为亲兄弟，叶元堦为叶炜儿子，叶恕与叶声闻兄弟虽不是同一房头，但却是同族且同辈。”
关于他点校的《燕香居诗稿》作者叶恕的情况，童先生在信中介绍说：
叶恕的祖父叶锡凤，为温州同仁堂创始人。叶焕为杭州叶种德堂创始人。叶炜的鹤麓山房藏书十数万卷。叶元堦在其父藏书的基础上，自己建有退一居藏书楼，亦刻书。他还与好友姚夑等在宁波月湖创办枕湖吟社，在鸣鹤创办白湖吟社。可惜死得太早，36岁就去世了，否则，真是块好料。他的《赤堇遗稿》，由王孙荣的夫人岑始芳点校。
童先生知道我执拗于古代藏书楼的寻访，因此特意注明叶炜藏书丰富，只是不清楚其藏书楼是否还存在，否则于我而言，又增添了一处寻访目标。
关于这套丛书的缘起，张如安先生在《白湖诗丛总序》中首先提到了“诗种”：
自宋以来，浙江尤多世家，或世其官，或世其科，或世其学，若以诗文相传，则可谓之文学世家，诗文也就成为文学世家的身份表征。宁波学者早已注意到有些家族诗吟不绝的现象，创造性的以“诗种”解释之。
而后他在序中提及，“诗种”概念乃是鄞县的李邺嗣首先提出，全祖望在《续甬上耆旧诗》中引用了李邺嗣的所言：“诗亦有种，吾家自宾父、子年、封若诸先生以来，世在吟社，今日又称一盛，诚清门之佳话也。”李邺嗣的好友郑梁在《耕石老人诗序》中也有这样的表达：“诗实有种，苟有其种，则五谷在土，逢时必发；苟非其种，则执稂莠而责之曰：‘尔何不五谷为？’彼必不受。”
关于鸣鹤叶氏的发家史，张如安在序言中介绍说：
康熙间，鸣鹤叶氏以药业起家，叶心培在温州创办叶同仁堂国药店，至雍正间发展为温州规模最大的一家药店。乾隆间，叶本经商发迹，成为鸣鹤首富。嘉庆间，其第四子叶焕在杭州创办了著名的叶种德堂国药号。毫无疑问，国药是鸣鹤叶氏的家业之本，也是他们首要的家学。
这个家族富而好礼，随着的时代的递延，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家族中出了不少的诗人，串联了宁波、杭州、温州三地诗坛，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尤其是叶本这一门，出了24位诗人，每人都有诗集问世。
《燕香居诗稿》中有童银舫所撰《鸣鹤叶氏诗人与白湖诗社》，然而该诗社的资料流传稀少，童银舫很想了解到此诗社的活动细节，他逐一核查了白湖诗社和枕湖吟社有创作往来作者的诗文集，而且在孙家谷的《襄陵诗稿》稿本中看到了附集的《白湖吟舍雅集》，该集中有著名诗人姚夑为《白湖吟舍雅集》所作序言，正是通过这篇序言，童先生解开了白湖诗社的来龙去脉。利用原始材料来考证历史文献，童先生的这种研究方式，颇有乾嘉之风。
《甲子兆平》，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2018年底，我在苏州办了两场讲座，其中一场是与王稼句先生对谈当今的藏书市场。期间蒙马骥先生美意，请一帮书友雅集于平江华府黄丕烈藏书楼内，在这里得以结识祝兆平先生。祝先生赠书两部，此为其一，从该书扉页上得知，该书印制了660册，其中精装毛边本为60册，祝先生赠我者为第三十号。
本书的内容均是与祝兆平先生有关者，书前小像的背面有祝先生所写《六十自述》七言诗，如此说来，该书乃是苏州文学艺术界为祝贺祝先生六十大寿而编的一部文集。从后扉页上得知，该书的装帧设计乃是出自当地著名设计师周晨先生之手，难怪我得到这本赠书时，看着有些眼熟，因为拙作《见经识经》的设计也是出版周先生，故这两部书之间多少有着亲戚关系。
本书的第一部分名为“书话兆平”，乃是祝先生的朋友为其所写专集的序言，第二部分为“兆平自话”，内容是祝先生所写作品的序言和后记，以及他生活中的有趣点滴，第三部分则为“书函留情”，所收是一些名家给祝先生所写信札。有意思的是，我回来拆读这部毛边本时，从书内掉出一通带信封的信，此信乃是上海《新民晚报》的冯英子在十几年前写给祝先生者，这是一通实物原件，不知道是祝先生无意间夹入书中者，还是该信也为赠物之一。而本书中收有冯英子写给祝兆平的六封信，可见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
该书的最后一部分为“岁月存真”，乃是祝先生跟一些名人的合影，其中可以看到张中行、黄永玉、王学泰、陈四益等，另外有一些名家赠与他的画作，而最后一张拉页则为祝先生书房全景。就我个人的偏好，当然对书房照片更感兴趣，因为这张照片拍得实在漂亮，想来乃是高手用几张图片拼接而成者。
因为以往无缘结识祝先生，故对他的情形了解较少，本书中恰好有王稼句先生在1992年所写《祝兆平略记》一文，让我对祝先生有了概括性了解。在平江华府聚会时，王稼句先生已告诉我他与祝兆平是校友，稼句在中文系，祝先生在历史系，因为楼上楼下的关系，又因为同是苏州人，故相互间有了较多的交往。稼句兄评价祝先生的文风“很犀利的，咄咄逼人”。毕业后，祝先生分配到了苏州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对于这一段经历。《略记》虽写道：
兆平写文章十分快捷，似乎倚马可得，据说有时能日作三篇甚至更多，依我看来，这些文章并不属草率之薮。《苏州广播电视报》毕竟是有近六十万份印数，家家户户订阅，并一看七天的报纸，因此祝兆平在市民中极有影响，许多人不知道市长的名字，却知道祝兆平，况且他写的颇为广大市民所爱读，如明星事迹，拍摄散记等等，撩起帷幕的一角，让大家窥见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琐琐。
关于祝先生做事的风格，稼句先生在文中有如下描述：
关于祝兆平从事采写工作，似有数事可记：一、《红楼梦》剧组在苏州摄制，他单枪匹马地连续采写，风疏雨骤，来回奔波，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专访，乃是“独家新闻”，一时在影视界伟为美谈；二、刘晓庆几度来苏，曾给兆平以许多不快，他并不讳言，将所见所感供诸报界，最终和解融洽，《南方周末》及全国数家报纸在头版以“一笑泯恩仇”为题作了报道；三、台湾老作家艾雯深居简出，于外界疏交避席，兆平写出《怀乡草》后，老人被深深感动，不但给他寄来新著，而且从多方面关心扶持这位故乡的后起之秀。
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祝先生做事风格是否有所改变，然而我们在平江华府晚宴时，其为人之随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岛雄记》，大仲马著，陈懋鼎译
本书为杨柏伟先生所赠。我得到该书后颇觉奇怪，微信杨先生问之，他说这本书和他的老师赵之云有关系，所以他帮助老师出版了该书。而后我读到了该书中陈彬所写《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要感谢对此草手稿的保存者陈懋恒之子赵之云（围棋界杰出人才，围棋史家，1996年逝世）、媳许宛云（围棋界名人），特别是许宛云为付印奔波操劳。”
近两年来，杨柏伟不断地在微信中发出各种象棋赛和围棋赛的消息，然我却并不知道他也是棋坛高手。他是赵之云的弟子，赵之云乃是陈懋恒的儿子，而陈懋恒就是本书译者陈懋鼎的妹妹。为本书撰写《后记》的陈彬则是陈懋鼎的哲孙。弄清楚这几层关系，于是我明白了杨兄鼎力出版该书的原因。
陈彬在《后记》中首先介绍说，《岛雄记》就是别人所译的《基督山恩仇记》或《基督山伯爵》，而陈懋鼎乃是用文言文翻译了这部小说，然后给该小说了这样一个书名。陈懋鼎何以翻译这部书呢？本书后附有陈懋鼎简历，我摘引其中一些如下：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科进士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任内阁中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任驻英大使参赞
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04—1908年，甲辰至戊申）任外务部员外郎、郎中、左参议、代理西班牙公使、外务部佩刀大臣、兵部主事
陈懋鼎既是进士出身，又任大使参赞，这应当是他接受到英文本《基督山伯爵》的原因所在，而陈彬在《后记》中也提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早在1903年以前，陈懋鼎对1898年戊戌变法的六君子被镇压充满了愤恨，这在他写的诗篇中流露出不满和怀念烈士的心情。这一年他在英国伦敦任中国驻英大使参赞时，拜读了这本法国大仲马写的巨著英译本，在百忙之中开始翻译此书。因为他自幼读四书五经，二十岁中会魁（与父、叔同榜中进士），在晚清时代都通用古文，他的英语还是三十多岁时学的，所以他是用文言文翻译的。这本五十多万字的译书因种种原因没有一气呵成，以后，他因官场不得志，老年丧子、丧偶，久病缠身，此书共117篇只译到94篇，后23篇是由陈懋恆继续翻译，全部草稿又由她亲手抄写一遍。以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
如此说来，该书的后半部分，乃是陈懋鼎的妹妹陈懋恒所译，看来其妹亦有很好的中英文功底。陈懋恒在本书的《后序》中讲述了家族简史，提到她的父亲和哥哥同榜成进士，这在当年应该是极其令人惊叹的奇事。而此《后序》中还谈到另一件奇异之事：
与林晚翠过从唱酬甚密。一日晚翠从容言：明夕盍过我。先兄诺诺。届期以事未及赴，而晚翠被逮，黎明奔视已弗及。逾月偶在家扶乩，晚翠忽降坛，乩笔狂跃如旋风，末大书一联曰：“三字冤沈千里草，五更梦绕万年枝。”掷笔而杳。
此《后序》中还提到陈懋鼎任西班牙代理公使时，曾向朝廷奏请剪辫之事，他的要求得到了朝廷的允许：“为清末外交官去辫之始”。晚年的陈懋鼎回国后，因为家中变故，他将精力用在了著述上，《后序》中提及：“晚喜易，朱铅不去手，积稿凡数巨橱，自号修三居士。”而其简历的最后一条则写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庚辰）六月削发为僧，法名惠忏，不久逝世，卒年七十一岁。”这样的一位奇人，如此结局，令人唏嘘。而他的这部大书稿，若无杨先生的帮助，不知道何时方能面世。如此说来，杨柏伟先生的所为也是功德一件。
《许瑶光诗文注评集》，许维格著
此书也是杨柏伟先生所赠。书前有黄显功先生所作《序言》，对许瑶光作了简介：
本书是晚清诗人许瑶光（1817－1882）诗文作品的评注集，由其后人许维格从许瑶光《雪门诗草》十四卷、《雪门诗草》十六卷、《谈浙》四卷中选编了173篇，434首诗。并收录许瑶光在嘉兴的碑刻和对联、书信、题图、题扇等图片。全书所收诗文据许瑶光一生经历，依年编次，共分为十个主题对作品予以注评，是一部概览许瑶光诗文成就的选本。
看来本书跟上一册同样，乃是由原作者后人整理出版之物。从《序言》中得知，许瑶光也是一位藏书家，他的旧藏成为了如今嘉业图书馆古籍馆藏的一部分：
而许瑶光也是对图书馆资源建设有贡献的前辈，他当年在嘉兴编纂光绪《嘉兴府志》后留在鸳湖书院的图书成为以后嘉郡图书馆的早期藏书来源之一，他的后人曾将其藏书捐赠于嘉兴图书馆，福泽嘉兴，书香永续。
此书前有许维格所撰《自序》，序中提及许瑶光在同治十二年俸满入觐时，嘉兴百姓为了感谢他在嘉兴为官十年，并盼望他能够重回嘉兴，在南湖修建了“来许亭”，这座“来许亭”和许瑶光临别赠言所建的“鉴亭”至今犹存。原来许瑶光也是位循吏，他在嘉兴三任知府，政声卓著，当地百姓对其颇为爱戴，许瑶光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并且以叙事诗闻名，他的诗作中，以叙说太平军战事、乱离光景和民间疾苦的作品尤为人称道。
关于太平军战事，我在本书中读到多首，其中同治三年所作《六月十八日克复金陵纪事十六首》最为详尽，这组诗前有作者所撰长篇诗序，该序详细讲述了湘军攻克金陵时的状况，乃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史料。我摘引前半段如下：
发贼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乱以来，由广西窜两湖三江，并分扰及直隶、山东等省，咸丰三年占踞江南省城，潜称伪号。十一年七月龙驭上宾，其时江浙郡县半就沦陷，遗诏三条谆切以未能迅殄逆氛为恨。今上践祚奉两宫垂帘听政，授曾文正协办大学士节制四省军务以一事权，建议由上游分路剿办，水陆并进，迭克沿江城隘百余处，斩馘外援逆匪数十万人，合围江宁，断其接济。本年五月十六日克复江宁伪天保城后，贼众防守益密。五月三十日李祥和等占取龙膊子。六月初一日李成典率吴宗国重开地道，萧孚泗等修筑炮台，肉搏相逼。十六日黎明地道火发，揭开城垣二十余丈，李成典、武明良冲倒口而入城。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大队稍却，彭毓橘、萧孚泗手刃数人，由是勇弁无一退者。武明良率队登龙广山，李祥和从太平门月城攻入，王远和进攻伪天府之北，刘连捷由神策门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罗逢元从聚宝门之西由地道阙口入，李金洲从通济门入，陈从猛夺旱西、水西二门，由是全城各门俱破。三更时伪天王府火起，生擒伪烈王，阵斩伪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夺获伪玉玺两方、金印一方，讯知洪秀全于五月服素而死，伪幼王供福瑱重龚伪号，城破后积薪自焚。李秀成匿于城外，经萧孚泗搜出，并获洪仁达，搜杀悍党净尽。
此诗序中提及湘军攻入金陵后，方得知洪秀全已经在一个月前服毒而亡，其子洪福瑱继承天王位，其闻听城破，遂自焚而亡。可是该序在后面又提到：
旋据闽督左查知，洪福瑱自金陵逃出，由徽入浙入江，奉命兜拿，于九月二十五日席宝田一军于广昌石城荒谷中搜获，即在江西正法。盖金陵克复后堵逆黄文金等尚坚守湖州，洪福瑱遂来依之，至七月廿七江浙诸军合攻克之，乃走广德入宁国山中，苏军追至广德，浙军由淳安、昌化诸山中追至江西及广信肃清，逆党俱散，席宝田遂获之石城。已而汪海洋走入宁都州界，鲍军击败之，乃窜闽境。
看来，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各种消息主要是靠传闻，而许遥光的难得之处，乃是将不同的传闻都记录下来，以此让后世了解到，当时战争的惨烈，以及一些不同的说法。从这个角度而言，许瑶光的这些诗作也堪称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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