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期｜胡孝乾：体育是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

　　从中文到新闻再到体育，从国际体育新闻从业者到留学生再到体育教师，胡孝乾的赛道不断跳转。现在，他前行在体育国际交流的赛道上，向世界发出属于中国体育人的声音。 　　不断跳转的赛道 　　回到清华任教前，胡孝乾的“赛道”一直在跳转。 　　2000年，胡孝乾成为一名清华大学中文专业的本科新生。然而，在这样一个比拼先天才能与后天思维的专业里，他发现了自己与“天赋型选手”之间的差距，也发现了自己对实务的兴趣。于是在2002年，胡孝乾转系到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新闻专业——一个他眼中更具实操性的学科。 　　2004年本科毕业后，胡孝乾没有跟随时下的“潮流”继续出国留学，而是选择了直接参加工作，到新华社网络新闻中心成为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编辑。他当时的想法是，新闻这件事是“干”出来的，“既然我学了一个实操性的学科，就要去实践中闯练一番”。他打算工作几年后再去攻读新闻方向的研究生学位。 　　“真正决定留学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过程。”胡孝乾说。 　　观念的转变发生在2007年。那时国家正大力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在胡孝乾和他的一些朋友眼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节点过后，中国体育的管理体系与发展模式将会发生改变。改变的焦点，是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能否获得金牌榜第一；改变的根本，是中国为冲击金牌榜第一而投入巨大资源使之加强到极致的举国体制。 　　胡孝乾认为，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在2008年前，基本延续着举国体制。那么，如果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成功实现了奖牌榜第一的目标，举国体制的历史任务也基本宣告完成，下一步就要开始追赶我国社会其他部门的改革进程。 　　“但如果当年没拿到奖牌榜第一名，就好像我有一个特别好的球队，云集了大部分球星，但总是在决赛功亏一篑，拿不到冠军。这说明我们投入了这么多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就更加需要换个思路了。所以无论怎样，都需要改变。” 　　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型体育赛事，包括奥运会、世界杯等都是4年一个循环。胡孝乾在工作几年后发现，“如果再继续做体育新闻，虽然会有新的结果产生，新的明星出现，或新的事件爆发，但总体来说是一个固定节奏、一个重复状态”。所以，尽管自己非常喜欢体育，但是体育新闻的周期性、循环性特点让他“不想再重复自己了”。 　　于是，在下定决心出国留学后，胡孝乾又从新闻跳转到了体育管理这条“赛道”上。这样可以更紧密地和体育结合在一起。 　　2009年，胡孝乾前往英国拉夫堡大学攻读体育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在一般大学里，管理学科可以分为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两个大方向。前者英文称为“Management”，更偏向于经营这种经济产业方面；后者英文称为“Administration”，更偏向于公共的政策引导，例如政策体系、治理体系的研究，拉夫堡大学在管理学科方面比较偏向于政策研究，这也决定了胡孝乾将体育政策设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 　　一年后硕士毕业时，胡孝乾受到了自己导师的邀请，希望他可以继续跟随自己攻读博士学位。他回忆道：“我当时觉得很棒，但特别痛快地拒绝了。” 　　那时胡孝乾认为，中国的体育产业、体育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会在后北京奥运时期发生巨大变化，所以他准备先在英国体育产业领域进行一些实践工作，然后再回国“弄潮一把”。 　　与此同时，胡孝乾的本科导师兼班主任董关鹏教授来到了英国。董老师是一位具有极强感染力的老师，他和胡孝乾约了一顿晚餐，交谈中，他让胡孝乾感受到攻读博士能够让人的思路格局和未来发展模式更加开阔。而且，胡孝乾在后来与国内朋友的交流中也了解到，实际的转变并不及他的预期。于是，他回去找到导师，表达了愿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 　　由于胡孝乾的研究生导师当时还同时兼任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所以在读博期间，除了与中国体育政策有关的研究外，胡孝乾还和导师一起进行了其他奥林匹克相关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他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奥运遗产。 　　命运的巧合总是不期而至。正当胡孝乾即将博士毕业时，曾经在清华教授过他棒球课的彭寿义老师也即将退休。彭老师得知他正在英国留学并攻读体育方向的学位后，便发邮件邀请胡孝乾回国。 　　2015年12月，胡孝乾回到清华，正式成为一名体育教师。 论文通过答辩并完成印刷后，胡孝乾（右）和他的导师合影留念 　　最重要的是“交流” 　　在胡孝乾看来，体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语言，而且这种语言不需要翻译。 　　他举了个例子，“我们现在说的体育，更多讨论的是现代体育。如果把一个布满六边形皮革块的黑白相间的球体扔到人们面前，他们大多不会用手拍，而是会拿脚踢，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项运动的基本规则。” 　　“相比之下，艺术具有多种多样的表达形式，且每个人对美的判断标准都各有不同，所以艺术是一种需要翻译的语言。但艺术中的翻译往往又是无力的，例如在翻译诗歌时，语言的转换会破坏原本语言中文字节律的美。因此艺术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往往需要翻译才能被另外的人群理解，但是体育不一样。” 　　体育又是一种教育方式和手段。当人们在学习一项运动时，首先要规训身体。胡孝乾继续用足球举例：“足球不能用手拿而是要用脚踢，包括具体应该怎么传球、怎么射门等，都要训练。进而，人们会通过比赛习得各种规则，再进一步从道德层面，学会如何尊重对手、公平竞争等，最终完成对自己的规训。” 　　他认为，正是因为人们能够通过体育完成对自我的规训，使得人们不需要通过翻译“体育”这门语言就可以进行交流。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足球比赛怎么踢，什么样的队友是好队友（Teammate），什么样的行为是好计划（Plan），什么叫运动家精神（Sportsmanship），等等。故此，我们才会在世界杯期间看到这样一句宣传语“we speak football”。 　　体育还能够帮助人们掌握很多其他技能，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沟通与交流能力。胡孝乾用自己目前教授的棒垒球项目举例。“这是一项团体运动。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再‘i’（意即内向型人格）的人到了一个团队里都需要跟队友交流，否则当一个球飞过来时，尽管你有很强烈的意识去接球，但是因为你很‘i’，所以不敢喊出声，那么队友就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两个人要么可能会撞在一起，要么可能会突然停住然后看着球落在他们面前。所以，关键时刻你需要喊出来，随时跟队友保持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体育这种“不太需要翻译”的特殊性不仅使体育成为跨语言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交流平台。 　　“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交流平台，它不仅是简单的内容交流，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交流。”胡孝乾说。体育的国际交流既包括学术交流，包括身体和文化的交流，还包括权力体系的互动——体育外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流”。 　　如果说交流是为了彼此接受，那该如何进行交流呢？胡孝乾认为，交流需要经历“听到、听懂、了解、理解”这几个过程。 　　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所具备的现实条件都有所不同，很多时候交流困境的出现并非因为对方抱有敌意或误解，而是因为对方不了解具体情况，不了解我们的行为初衷。所以，想让对方了解，至少要让对方能够听到、听懂我们的表达。因此，在参加相关国际交流活动时，胡孝乾都会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如了解近期被热议的话题及其解释方式，以及保持平和的心态等。 　　同时，高质量的交流还需要掌握国际化的思维模式。 　　今年6月，胡孝乾前往希腊，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在青年奥林匹克大使项目中讲授课程。在该项目60多年的历史中，胡孝乾是为数不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授课教师之一。他曾向该组织负责人询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教师很少，对方回答一方面的原因是交流能力，其次是思想。 　　“不是英语说得好就ok了，这不代表真正掌握了表达的方法。虽然你的语法可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的思维模式有时候也要‘出国’，要通过深入交流去深入了解。这才是有用的。” 　　胡孝乾认为，当前我国的体育外交有一些固化模式，如通过舞龙舞狮等弘扬中华体育文化；派出专业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努力扩大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里的声音和影响力等，且参与的人员多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承者、世界冠军、职业运动员和政府官员。 　　“在最终的发力和执行过程中，民间交往也很重要。”胡孝乾建议，可以在他所参加的国际奥委会青年奥林匹克大使计划中多派出一些青年学生，或是鼓励普通民众出国参加体育旅游或训练营等。通过普通的、润物细无声的对外交往方式，从底层逻辑、微观立场上进行发力，或许能收到更好的成效。

胡孝乾在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IOA）讲座中作分享 　　在体育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在采访中，胡孝乾提到了体育外交的三个重要方面。 　　一是上述提到的要以体育这样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形式开展对外交往。 　　二是要在体育领域的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特别是要用外国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些国外主流媒体的报道中，经常会使用巧妙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例如，讲到西方国家时，经常使用“state”或“speak”等较为中性的词汇表达“说”的意思；而讲到中国时，则会使用“claim”“assert”等更加强势的词汇，使语句明显带有强硬的、具有侵略感的语气，让外国民众产生恐惧感。所以，他认为，中国媒体还需要熟悉其他语言中不同词汇背后暗藏的情绪倾向，并在我们的对外宣传和报道中正确运用。 　　胡孝乾在新华社工作时，就曾深刻感受到我们的新闻稿的表达方式与国外民众习惯的接受方式“齿不对牙”，而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懂得如何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与其他国家的民众进行友好对话。 　　“我们要做一只温柔的巨象，缓慢地，be gentle。”胡孝乾说。 　　体育外交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学术交流。 　　胡孝乾眼中的体育学术交流非常有趣，因为大部分体育科学研究者都是运动爱好者或体育迷，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充满兴趣。而且，体育科学是一个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尽管近些年我国在自然科学和对外宣传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仍与世界缺乏有效的交流。 　　一方面，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国际主流规范不匹配，尤其是在质性研究方面。胡孝乾说，“中国体育社会科学期刊主流的研究方法与国外体育社会科学是不相符的。我们想说的内容别人听不懂，所以当评审人或读者看到你的研究时，会觉得这个研究unsound（不可靠）、untrustworthy（不可信）。” 　　对于一个好的研究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研究方法。胡孝乾目前担任四五本SSCI英文国际期刊的评审，其间，他也会收到中国作者的论文投稿，但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通常会“一塌糊涂”。 　　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大部分都是量化研究，而国际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都是以质性研究为主，且国内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质性研究方法又在规范性上有所欠缺。为此，胡孝乾专门撰写了《质性研究方法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一书。 　　另一方面，尽管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具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写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但在外语表达方面能力欠佳，让外国读者难以读懂。胡孝乾形容这是“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要么就是一些学者虽然能够使用外语表达，但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胡孝乾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体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只停留在“听到”阶段，这是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发不出太多声音的根本原因。“另外，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的很多国际期刊中，中国评审的身影寥寥无几。我们的声音远小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所以改善和加强体育的国际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胡孝乾说。 　　胡孝乾是英国拉夫堡大学体育学院第一个回到中国大陆的博士。现在，该专业已陆续有其他博士毕业生回到国内高校任教。他说：“这是件好事，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通过‘换新血’，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世界。”